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名植物学研究者，我深感庆幸。<br> 难以想像有哪种工作能像达尔文探索物种起源一样，既满足了工作者内在的强烈好奇心，又如此显著地推动着科技、文化甚至宗教的演进。<br> 穿越到半个世纪以前，探索植物世界的前辈们所遇到的困难、曲折是我辈难以想像的。陈焕镛［1890－1971］前辈在60岁前写给米利尔的信中说：“…除却了孤独的晚年之外，看不出什么大的前景，我完全疲倦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仅能以丁点的乐观支撑着自己，挣扎着做点事”（中国植物分类学史，1993年）。彼时的祖国常年挣扎于战争的泥潭、呕心沥血采集的标本数次被焚，为避免标本和文献毁于战乱而将标本馆辗转搬迁至香港广西等地，尔后香港沦陷又将标本搬回广州，因此还被指控“文化卖国”，更要时时面对日常的伤病困扰、经费的不足、艰苦的工作条件等等。唯有对一草一木的热爱，以及一个个新类群的发现、一个个名称的修订所带来的欣喜支撑着前辈们顽强地走下去，并促成了旷世巨著《中国植物志》的编研。<br> 即便是十几年前我在昆明植物所学习期间，植物分类研究依然是有诸多不便的：找不到两个世纪前的原始文献，看不到国外的模式标本，野外采集交通不便，研究手段和技术条件有限……。而今，大部分物种的模式和原始文献可在线获取、世界范围内约37万种被子植物物种名录以及一百多万个异名接近完成修订、近半物种已有较准确的分布区信息、一些大的标本馆正逐步数字化标本信息，这些详细、实用、完整的数据的公布不仅仅为我们研究具体植物类群提供了方便，更为在全球范围内研究植物区系的起源和演化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我辈能在如此好的条件下开展植物学研究，幸哉！我辈若不趁此大好时光和机会潜心钻研虚心向上，哀哉！<br> 1735年，林奈主要依据雄蕊的数目发表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相信不会有多少人认为这一系统有多么的不自然，其原因自不必说。其后，Jussieu（1789）、恩格勒（1897）、哈钦松（1926，1976）、塔赫塔间（1954，2009）、克郎奎斯特（1957）以及我国的胡先骕（1950）、吴钲镒（2003）等学者分别发表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但也难以简单地分辨孰优孰劣。这一方面说明以往由于个人获取资料或知识的差异导致了认识上的分歧，另一方面也表明一些被子植物系统分类和起源演化的真相难以仅仅依靠形态地理学方法得以解答。如今，尽管一些经典分类学家依然不太适应基于DNA序列的新分类系统，但是毫无疑问，新技术的应用的确解答了许多疑问，也揭示了一些看似不可思议实则在理的被子植物演化真相。例如，被子植物系统发育小组于2016年发表的APG IV表明曾被遗忘的无油樟科（Amborellaceae）位于被子植物最基部，该类群形态神似樟科植物，但是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保留了许多原始特征，例如和裸子植物一样仅有管孢没有导管的木质部结构，花被多数且分化不明显、雄蕊多数螺旋着生、花药和花丝分化不明显、心皮多数且离生等等；又如另一基部类群排水草科（Hydatellaceae），、期初，研究者根据外部形态认为其是一类单子叶植物，若不是后来的DNA证据，这个位于被子植物基部的小小水生草本植物类群恐怕要一直被人们误解下去了。类似的情况在我们研究茜草科(Rubiaceae)水锦树属(Wendlandia)的时候也碰到了。2012年我刚刚接触该类群，通过翻阅植物志，便觉得这个类群有两个地方比较有意思，一是罗献瑞教授（1989）发表的茜草科单种属桂海木属(Guihaiothamnus)，另外一个则是水锦树属下的垂枝水锦树(W. pendula)。如果没有DNA数据，我可能不会想到也断然不敢将桂海木归并到水锦树属，因为其宏观形态看起来和水锦树属植物实在差异甚大。然而，当我们结合其独特的生境、传粉系统、孢粉等进行分析，发现DNA分析所得的分类地位不但可以得到解释，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该物种并非前人所言的古老孑遗，而是新近形成的种类，只是适应和其它水锦树属植物相异的环境条件而演进出了一些独特的形态特征。垂枝水锦树的故事则是完全相反，分子系统学支持其作为和水锦树属毫无瓜葛的孤立一支，这也促使我们对该种进行更为详细的野外观察以及在茜草科龙船花亚科(Dialypetalanthoideae)大系统下重新审视该物种的形态特征，最终将其单独成立为一个新的族。<br>类似桂海木和垂枝水锦树的问题还有许多许多。在我们这个年代做植物分类研究的幸运之处还在于，再也不用像以往一样十八世纪用林奈的系统、二十世纪用哈钦松系统。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静静地坐下来，一份标本一份标本地研究，一个物种一个物种的思考，通过结合形态地理特征和基因组等信息，最终建立相对自然、能为后人沿用的分类系统。这便是我，一个朴素的植物学工作者的使命和乐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