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执政后,美国对全球主要竞争性大国的政策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框架。在应对地区挑战层面,拜登政府虽然试图调整政策,但是未能投入足够的资源与精力。在全球事务以及与盟友、伙伴互动方面,拜登政府的政策转向明显。拜登政府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继承与转向,是由美国两党战略观念的差异、美国国内各界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的战略共识以及美国国内决策环境出现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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