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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后扶贫时代，如何推动农村产业振兴、实现农户可持续生计，是迈向共同富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其中，理解农户生计适应性和脆弱性是进一步培育农户内生动力的基础和前提。本文以社会资本为分析工具，在修改SLA理论框架基础上揭示云南M抵边村将外部干预行动“内部化”的机制性过程，发现新产业植入前，当地人基于“意会”的社会关系网络维系了人与物的流动，形塑了农业组织形态、保障了兼业活动和日常生活的顺利进行。新产业植入后，尽管农业组织形式被改变，行动者仍借助互惠与信任等传统组织要素维持产业稳定，体现出生计适应性；疫情冲击下，地方政府缓解了生计压力，但行动者自身生计能力仍存在提升空间。该案例揭示，应重视行动者自发形成的经济互动形态，并在激活其所蕴含的积极资源基础上，创造有助于展开多方合作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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