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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一、为什么会有《通典》二〇二二年是《通典》作者、唐代著名典志史专家杜佑（七三五至八一二）逝世一千二百一十周年。我曾经在二〇二〇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刊发过一篇《唐宋经世史学的新高度》的文章，提到“通”字的时代意义，其中《通典》《通鉴》最具代表性。可是，《资治通鉴》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宋元之际的学者马端临在肯定《资治通鉴》贯通古今的同时，又指出了其缺失：“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文献通考·自序》）尽管马端临体察司马温公的难处，但是他依然认为，历朝的兴亡原因未必相似，但对典志的因革损益，必须融会贯通，原始要终。总之，治国理政需要《通典》这样的书。此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