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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现在理论界始终存在着“信号说”与“节目说”的争论。2020年，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了大的修改，对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的修改也是这次修改当中一个大的争议，在一次审议稿中选择了“信号”的说法，而最后又改为“节目”的说法。伴随着《著作权法》的修订，有关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争论也日益升温。本文将就关于广播组织权客体“节目说”与“信号说”的二种争论进行深入研究，并剖析了广播组织权的建构目的，以探讨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内涵意义选择更适应现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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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山西财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