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有相当部分诗歌具有西方文化的学理性特征，抒写了西方社会科学、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旧形式、旧风格在继承中求变通，甚至自创新体，对新语名、新名词的使用有节制而又很灵活。他引“西学”入诗更多的不是从器物层面上，而是从文化制度层面入手。受他欧西学理诗的影响，清末民初出现了“以现代学术入传统诗词”的创作潮流，诗歌的“新意境”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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