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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国财产保险行业2005-2019年的二手数据，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制度情境，揭示了制度化和操作化两种组织形式的竞争密度在管制放松前后对企业道德偏离的影响规律，并通过中介机制尝试探索了其中的作用机理。实证结论表明，管制放松之前，基于制度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密度对企业道德偏离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操作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密度对企业道德偏离具有负向影响；管制放松之后，基于制度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密度对企业道德偏离的正向影响减弱，基于操作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密度对企业道德偏离的负向影响增强。从中介机制看，在管制放松前后，产品市场竞争在基于操作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密度与企业道德偏离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本研究提炼了中国本土化管理中的最新现象，并对西方的道德决策框架进行了批判性借鉴，研究结论为行业内部企业道德偏离的发生机理提供了更加契合中国制度背景的解释，也为当前市场上企业道德偏离的干预和治理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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