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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场”与“不在场”相对应而存在，“在场”是因为亲身体验而生成的一种事关人我、物我的场域，教育者通过自己的躬行实践、自觉活动而创生的劳动教育场域里的“互动关系”，很多时候已然超越了劳动的“工具价值”，更多地显示出劳动教育的高阶性目标——意义感和价值感。教育者“不在场”可以分为三种，即被动“在场”、形式“在场”、有限“在场”。教育者“在场”可以更多地达成劳动教育的高阶性目标——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感”和“价值感”。没有教育者的“在场”实践，劳动教育就失去了教育本身应有的对内心能量的创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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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