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古礼典的五礼编次问题是中古礼制史研究的基本性问题,概括而言,晋隋礼典的五礼序列以吉、凶、宾、军、嘉为序,依托《周礼》,可谓《周礼》模式;而《贞观礼》以类相从,开启五礼新模式,以吉、宾、军、嘉、凶为序,可谓《贞观礼》模式。透过隋唐礼典篇、卷的具体变化,可知《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仍不断有新制衍生,而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具体新制的创制并未宗法《周礼》,直接呼应了《贞观礼》在五礼编次上突破晋隋以来礼典的《周礼》模式。《贞观礼》的制作,代表着唐礼务实与实用的面向,充分协调了皇帝礼仪与现实政治的关联,统摄情理,开启唐礼缘情制礼的滥觞。国家礼典涵盖特定时期的皇帝礼乐制度,应该引起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