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台湾新文学场域中自日据时代到光复初期,文坛主流文学语言发生两次转换,构成事实上的“跨语实践”。语言转换凸显出以“文学汉语”为本位的语言建设路径,及以日语为中心的殖民地台湾文坛主流文学通用语地位的塑形与失却;跨语书写展露跨语作家均质共性的集体文化心理,两次“跨语”背后截然不同的转换意义、跨语世代获取主体性的历史经验得以复现;跨语实践中作家采取“方言路线”来学习国语的历史经验,以及直面“日语废止”问题的复杂反应,显示出光复后文化重建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