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品物收藏风尚的流转变迁过程中,明初的《格古要论》与明中期的《新增格古要论》显得颇为重要。前者为明代此类著作的先导,影响了整个明代;后者则通过对前者的扩充与调整,积极响应时代变化,在为前者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打开了从单纯收藏向收藏与日用相结合的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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