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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国家认同论，能否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系统性、批判性思考在新时代愈发显示出切要性。钱穆从宗教学切入中外文明比较，特别注重阐发与心教相为表里的礼教论，将其置于文明类型说的立国政教视野中加以鉴别，预示出亨廷顿命题的一个替代性思路。透过礼教论，钱穆极富创见地为甄辨中西宗教树立了新的坐标体系，即是否与人类群体的人文大道合为一体。对应文明形态的一体论与两体论，礼教是前者典型，既能涵化外来宗教，同时形成了政教与政学的一体二维。中华文明以一统和合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相互维制，推重礼治，不同于西方以多统斗争为立国形态，主张政教分离而尚法治。无视这个文明异同，现代西方国家树立文明霸权、非西方世界追求“西化”、进而与西方冲突，这是西方普世主义推演出的三重悲剧性前景，亨廷顿命题仍未突破此困境。中国广土众民、绵延数千载的文明传统，为我们开示了超大规模群体聚合的实践智慧，是礼教论优越于冲突论的历史张本。钱穆强调现代中国应该在立国政教、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继承并开拓自己的文明道路，在东亚地区担负起主导责任，引入进取协和的文明化合机制，逐步为人类大群提供促进现世和平发展的公共品。对于人类文化而言，恺撒的耶稣化、耶稣的释迦化、释迦的礼教化，是文明新生赖以实现的协调化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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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