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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审视“新冠病毒”这一重大疫情事件，可以了解到疫情风险的实质就是人类步入现代性社会以后其内在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深度断裂的产物。现代性社会赋予了重大疫情风险的全球性特征，但在现有的全球管理体系内其难以得到有效治理。而围绕疫情风险治理的非理性“价值博弈”以及因其引发的“一系列次生风险”进一步加剧了疫情的治理难度，并且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构在“工具理性”上的“制度体系”也不具备治理疫情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治理重大疫情风险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重构“全球多元治理体系”,从整体上为重大疫情风险创造有效的治理格局，同时需要以“价值理性”的理念来引导重大疫情风险治理，并据此优化政府的“制度体系”,提升国家层面上治理重大疫情风险的能力，从而在局部上有效防控重大疫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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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贵州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