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讨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提供实证依据。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2021年11月份通过问卷星对国内6 543名大一到大四的在校大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使用问题性手机使用指数量表(MPAI)、SDT基本心理需要满足量表、清晨型与夜晚型量表-5项(MEQ-5)、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简式自我控制量表(BSCS)、睡眠时间拖延量表、阿森斯失眠量表(AIS)、情绪调节量表(ERQ)、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大学生错失恐惧量表(Fo Mo)进行施测,其中当受试者在MPAI量表17个条目中有8个以上的肯定回答,即被评定为问题性手机使用。通过描述受试者人口学资料,分析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现状,比较两组心理行为因素。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问题性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大学生问题性手机使用检出率较高(39.1%);正常手机使用组自我控制得分高于问题性手机使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基本心理需要、生物节律、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睡眠拖延、睡眠质量、情绪调节、压力、焦虑、抑郁和错失恐惧的得分均低于问题性手机使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我控制水平高是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保护性因素(OR=0.774,95%CI:0.756~0.793,P<0.001)。在时间价值感(OR=1.062,95%CI:1.045~1.079,P<0.001)、时间效能感(OR=1.071,95%CI:1.050~1.092,P<0.001)、睡眠拖延(OR=1.114,95%CI:1.098~1.129,P<0.001)、情绪调节(OR=1.027,95%CI:1.018~1.037,P<0.001)、压力(OR=1.047,95%CI:1.010~1.086,P=0.012)以及错失恐惧(OR=1.052,95%CI:1.042~1.063,P<0.001)等方面水平高则为危险因素。结论:大学生的问题性手机使用问题需要早期预防和干预,要同时考虑问题性手机使用行为的矫正和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