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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跨境并购中选择多数并购,即并购目标企业绝大多数甚至是全部股权,然而,却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故而,在这一现实情境下,两个极具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核心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企业选择多数并购是否存在不同的引发路径?不同路径导致的多数并购又是否对并购后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紧扣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包括如下三个环环相扣且层层递进的研究内容:内容一,系统地述评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文献,总结已有研究进展、识别存在的局限性和指出未来研究方向;内容二,探索引发中国企业选择多数并购的不同前因组态（路径）,并揭示不同前因组态背后的理论解释;内容三,根植于研究二的结果,继续探索不同前因组态对并购后绩效的差异化影响。在上述三个研究内容的指导下,本文主要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1）通过系统的文献述评方法,从前因与后果两个方面对过去15年（2004-2018）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的整体研究框架与未来研究方向;（2）运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过去十年（2006-2015）实施的跨境并购事件,揭示了行业相关性、文化距离、目标企业规模、东道国国家风险、东道国政府限制和主并企业的跨境并购经验六个影响因素形成的四种组态（路径）:专家型多数并购、大拿型多数并购、新手型多数并购和买家型多数并购;（3）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分析了四种不同组态的多数并购对主并企业并购后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专家型和新手型多数并购与主并企业并购后绩效显著负相关,大拿型多数并购与主并企业并购后绩效显著正相关,而买家型多数并购则与主并企业并购后绩效不存在显著的关系。总体而言,通过对上述研究问题的回答,本文主要具有如下四点研究贡献:（1）首次对国内外跨境并购股权选择研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述评,并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未来研究方向;（2）揭示了跨境并购多重理论解释之间的替代关系,从而扩展了现存的互补关系论断;（3）整合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与加权最小二乘法（WLS）的研究设计为未来同时研究特定行为的前因与后果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4）本文“殊途同归不同效”的研究结论缓解了跨境并购股权选择与文化距离、并购后绩效之间的不一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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