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国”话语下的国民政府粮政体制建设,展示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艰难、契机与异化。抗战时期,出于抗战和社会动员的需要,国民政府设立中央—省—县—乡镇四级粮政体制,保障国家粮政意志、任务的传达与落实,以及农村广大物力、财力的征集,为国民政府坚持持久抗战,进而树立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战时粮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粮政体制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内战建国,将粮政体制异化为掠夺和榨取农民的工具,现代粮政体制反而成为国民政府建构现代国家的巨大负累。行政体制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只有具有人民性,才能保障行政效能和社会效应的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