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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的上纳布匹主要有三梭布、棉布、三线布、油墩布等名目，自乾隆朝始，额解布和添解布分类派解的体制逐渐成熟，并形成两种完全不同的定价机制。前者的定价长期保持稳定，即便有所上调亦由耗羡银两协贴，几乎不受市价波动的影响。后者在派办之初往往以时价为基础，但在严格的奏销制度下，任何上浮均要通过户部的严格审核，在一次次的驳减中价格弹性渐失。嘉道之际，随着户部对布匹的需索逐年增加，额解布和添解布渐呈通融办理之势，溢价现象亦愈发严重。各级官员在没有额外拨款的困境下，惟有将繁重的财政负担继续转嫁给布商和普通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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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