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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环保问题的突出和环境规制的加强,大批实体企业限产、关停,可能引起的失业问题十分严峻,使得如何兼顾二者关系,实现环境保护和就业增长"双重红利"成为理论与现实中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将环境要素引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从理论层面刻画了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之间的影响机制。选取2007-2015年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的数据进行面板估计,发现整体上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倒U型关系。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既有直接的"环境—社会"效应,也有通过技术创新所体现出的显著中介效应,但其作用程度和方向存在行业差异。为此,进一步对不同污染程度和技术水平的行业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为正,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环境规制强度增加可能带来的失业。在污染密集行业,中介效应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先负后正,中低技术行业的中介效应表现为微弱的负向影响。因此,正确处理环境规制与劳动就业的关系,关键在于提高污染密集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清洁行业和高技术行业的绿色优势,科学认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与劳动就业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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