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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积极倡导“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从文字语义、逻辑推理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公式化、教条化、生搬硬套等方面，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和严厉的批判。黄氏对郭沫若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总体上是在学术层面展开的。黄氏的反驳和批判偶有击中郭氏要害之处，但与此同时，在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激烈反驳与严厉批判过程中，在语言学材料及证据和方法运用方面，也屡屡产生诸多新的问题。黄氏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研究成果，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戴帽子、打棍子、上纲上线、以偏补偏，以左纠左的论述，贯穿于黄氏论著。凡此表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并非是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实现了和社会史论战的衔接，而恰恰是在社会史论战时期低水平水准线上的徘徊与重复。为积极申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说，黄氏力图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主导下的各种古史分期学说，四面出击，无的放矢，见奴即批。然而在对中国奴隶社会肯定论的批判过程中，黄氏很难抓住问题的关键，论证杂乱无序，不仅达不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反而使得其对先秦社会形态理论的重构陷入破立两难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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