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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隆万之际，在高拱、张居正等阁臣的决策下，明朝尽量不介入西南地区土司之间的纷争，而着眼于西南流官管理地区的内部稳定，呈现“重内轻外”的特点。广西古田“僮乱”成为这一政策走向的关键性转折点。围绕古田是征是抚，大征之后如何善后等问题，内阁、兵部、两广军门、广西军政当局乃至广西籍士大夫都参与到这一讨论之中。其结果是，明代中叶对于广西流官地区“改流为土”的顾虑与争议，在古田善后中得到解决，并创造了以州县、卫所与土司共存的“古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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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