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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1年10月9日夜,康濯写毕《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随即刊发于《文艺报》五卷一期(1951年10月25日)上,与萧也牧的检讨书《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同时刊出。这篇文章在萧也牧批判中有重要分量,主要原因在于萧也牧和康濯的“私人关系”。1959年12月,作家出版社推出《初鸣集》时,《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收录其中,但在版本上呈现出明显的文字差异,作者对该文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这种修改行为的背后,可以为研究界反观康濯、萧也牧的复杂关系,以及共和国初期文艺界的复杂政治环境,提供最直接的证据。1980年代以后,尽管康濯出版了相关论集(包括《康濯近作》《往事·今朝》和五卷本《康濯文集》)和研究资料集(《康濯研究资料》),但《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再没有进入编选篇目。《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的历史烙印显得更加深刻,其思想史价值也得以体现,也是康濯新时期重新思考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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