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通过"科玄论战"而真正确立起自己的先进性与科学性的。"科玄论战"的焦点是人生观的"自由意志"与科学的"因果律"如何协调的问题。张君劢与丁文江的分歧在于"人生观"问题是玄学问题,还是科学问题;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在于"人生观"问题是自然科学问题,还是社会科学问题;艾思奇与瞿秋白将"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转换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问题,大大推进了"科玄论战"的深入。但瞿秋白没有区分"自由创设的因果律"与"自由服从的因果律",他对"科玄论战"的应对方案还停留在认识论的层次上;艾思奇不仅区分了"顺应必然性的自由"与"实现并行动的自由",而且还在"有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社会科学形式,为了结"科玄论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科玄论战"切入,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进程,建构契合当代中国现实的社会科学形式,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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