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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近代《礼运》地位的戏剧性提升中,康有为的努力最值得注意。他从《礼记》中抽出《礼运》作注解,对大同作了极致的"发明":将"三世"说与大同融合,逆转了传统的历史退化观,将大同作为至仁的理想社会置放在未来;以"天下为公"为主旨,将大同章的描述落实为四条"公理"和"二禁";提出以"相时而推施"来推动社会进至大同。他用传统文化资源接纳近代政制及价值理念,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后续《礼运》"大同"章的注解及各类大同言说,但亦存在不少争论和问题。无论如何,他创构了一个中国式的未来社会想象,并为当代处理传统儒学与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了不同于侧重心性修养的可能进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