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经济是分析当代医学化现象的两个重要维度。医学不只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同时也是一种权力规范和经济活动，伊里奇和福柯都对此展开了分析，但是两者的方式与对策有所不同。伊里奇将医学化视为一种文化异化现象，并提出了一种文化主义的消除策略，福柯则将医学化视为权力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从而提出了一种基于生命政治批判的反抗策略。两者的解决方案都具有局限性，但两者所开启的权力与经济批判以及对个体自主性的强调，有助于理解当代社会医学化的复杂性，也有助于将医学化批判置于整个社会危机的哲学反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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