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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1年9·11事件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基于金融资本所诱导的流动性的治理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以极端原教旨主义再现的敌人已渗透进西方社会内部。对外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的反恐战争和隔离策略,不仅在基督教政治神学及种族主义的渲染下与自由市场原则相矛盾,而且成为对内治理的安全前提。对内治理是基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方面,通过金融化诱导个人欲望的消耗,激发流动性;另一方面,将社会流动性置于债务关系主导的规范性管控,以及更加隐密的行为和信息监控中。建构于战争机器和金融装置上的治理模式不仅在流动和消耗中放纵异质化,更在与法西斯化的共生关系中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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