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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环境司法的功能递进，系指由补救性司法的单一性结构向补救性与预防性相结合的共生性结构转变的过程。环境风险与生态破坏的长期潜伏性使对生态环境风险的司法救济与规制变得愈发紧迫。在矫正正义观念、原告主体资格、相当因果关系与科学不确定性等理论的束缚之下，传统的补救性环境司法体系难以应对欠缺时空具体性的生态环境风险，只有在补救性司法的基础上融入预防性环境司法的理念与机制，环境司法体系方能实现对生态环境风险的救济。在能动司法、风险社会与预防性正义等理论支撑下，预防性司法得以回应理论质疑、取得规制环境生态风险的手段正义性。应当从构建生态环境预防性私益诉讼、强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风险救济能力、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嵌入预防性救济功能等方面实现环境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扩张原告资格、设定弹性管辖、放宽受理条件、延展启动时机、建立被告资格审查机制等方面实现环境行政司法的预防性转向；从设立生态环境危险犯、生态环境过失危险犯，将损害生态环境法益预备行为入罪化等方面，实现环境刑事司法的预防性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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