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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清民国时期，北部边疆先后至少有66个县、旗出产甘草，形成西北、东北两大产地带。在甘草市场体系中，产地市场以草厂形式存在；中级市场在西北先后有归化城、河口镇与包头，在东北有郑家屯、赤峰与奉天。甘草起初以祁州、禹州为高级市场，并较早加入沿海贸易。北洋开埠早期，甘草输出港长期以烟台为主，天津为次；1898年前后天津取代祁州甘草集散地位并于1902年后迅速成为北部边疆最大甘草终点市场。1931年受抗战影响，甘草终点市场呈现天津、大连、营口三足鼎立态势。自1863年以来，甘草出口长期以日本、香港等东亚地区为主，仅在一战期间短暂转以美国、加拿大为首。甘草作为北部边疆大宗药品，其自身市场体系与国际贸易变迁也是港口腹地研究的重要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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