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繁露》前十七章可以了解董仲舒的春秋学研究,他从对《春秋》和《公羊传》的理解中,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解经过程不再致力于还原《春秋》的史学原意,而是以事构义,在这个过程中体现《春秋》的微言大义。春秋大义以史事为载体,这也成为董仲舒的解经路径。董仲舒认为《春秋》之辞有常有变,变辞之中,蕴含了褒贬是非,表达了深刻的历史精神。在变辞之中又"固有常义",董仲舒重视这其中不变的社会准则,以探求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所遵循的法则,变辞与常辞所揭示的道理,可以鉴古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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