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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始于民国初年的现代煤矿调查，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门确立矿权、统合资源及规划发展提供了专业依据。基于此，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京沪地区在全面抗战初期进入了经济部门主持的煤炭统制状态。一个面向区域需求主动连接各矿区，努力调动运输资源的联合协商机制，成为国民政府在战时解决燃料供应的主要运作模式，并在战后继续服务于京沪地区的经济重建。就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意义而言，煤炭统制最初具有规划和组织行业发展的意味，而战争环境让其丧失殆尽，最终成为一种资源危机下的权宜之计。统制经济体现着国民政府对于产业部门和社会需求的观察、思考和行动。面向需求的供需平衡基于长期的产业调查统计而具有了一定的操作性。明确实施目标和理论参照之后，行政机构开始在煤炭的生产、运输和配售等各环节组织起一个基于联席会议机制的规程。既有研究大多将之解释为一种资源危机下的应对，而此机制在战争环境下丢掉了规划发展的一面，导致变形，失去了思想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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