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电影和原住民电影虽然在概念层面存在区别,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它们之间并不需要划出明确的界限。二者的关系是互相包容的,应该被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进行考量。作为互为融合的两面,它们共同反映了对表征危机及人类学表征合法性的反思。同时,民族志和原住民电影也共同折射出由阿尔弗雷德·杰尔(Alfred Gell)所提出的指示符号和一种使得能动者之间频繁互动的复杂媒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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