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两汉时期崇孝治世，孝行之名融入社会伦常之中。然元光元年（前134）始，孝道与察举制相结合，成为选官的标准。东汉以降，孝行逐渐过度，甚至发展至“病态”。而魏晋时期，士人对孝道的关注更多地侧重于情感方面，然其末流，则愈发失真。无论过于侧重形式之“礼”，或是过度越礼任情之“情”，皆对社会个人无裨益。调和情礼，需任情者明理，谨守适度的礼法，亦需礼学家制定符合人性所需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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