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犯罪的范围长期面临着一定的争议，其根源在于未能厘清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我国生物刑法规范保护法益定位不明，同时在对生物犯罪治理方面，仍沿用传统刑法规制手段与思路。生物刑法的保护法益应为生物安全法益，而非生态法益。生物安全法益包含个体法益与超个体法益两个层级。基于生物安全法益观，我国生物刑法规范应当作出适当调整，具体包括创设生物安全“风险犯”、将生物刑法从环境刑法中剥离、加强生物科技风险预防类犯罪和单位生物犯罪立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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