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集王聖教序》自唐代立石以來,在北宋末年後地位頓衰。明嘉靖時期,豐坊將此石刻書迹與《蘭亭序》同列爲學習王羲之行書的法帖。明萬曆前期,《集王聖教序》的地位僅次于《蘭亭序》。萬曆中後期,《集王聖教序》已然流行,有觀點認爲它是王羲之法帖之冠。但董其昌將《集王聖教序》視爲懷仁自運,除不認同時人的臨書外,也以自家筆法詮釋此石刻書迹。此時,《集王聖教序》已成爲王羲之代表法帖,不再呈現北宋末年之後的頽勢,這是明代中後期書壇對此法帖復興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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