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面对明中叶以降百年来学术之弊,为重振孔、孟、周、程之脉,高攀龙矢志穷经,反躬实践,时至中年,实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鸢飞鱼跃”与“必有事焉”之旨、《大学》“知本”之旨和“中庸”之旨,其中“实信《大学》‘知本’之旨”最终指向“知性”“复性”“尽性”之工夫,其他三个“实信”最后皆指向“性”之本体,为其晚年在工夫与本体两方面提出一系列“性学”命题,从而建构出完整的“性学”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