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理解为一个语言系统,自诞生起,它就带有一种超越自我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文学性”作为可感的语言差异性活动就发生在对语言系统的持续偏离中。这也正是“文学”这一“建制”摆脱、打破和置换一切建制的“奇怪”之处。借助巴赫金的形式主义批评、卡尔维诺的“文学机器”说以及骆一禾的“诗歌共时体”,文章尝试将形式主义“文学性”置入文明论的视域,赋予其总体性和施行性,充分释放其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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