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清末权臣袁世凯对新闻舆论从内容到理念的钳制,民元后,大总统袁世凯颇有顺应民意、尊重舆论的气度,在几次涉及舆论的新闻事件中,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明和宽容。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又制定出最严苛的《报纸条例》。袁世凯对舆论民意大起大落的背后,表面上是对社会状况和军政局面的适时应对,是由袁世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诉求所决定;深层次则反应了其对舆论民意的错误理解和过度操控,这种错误最终导致袁世凯陷落于被伪造的民意,走向历史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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