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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30年代，罗曼·罗兰有不少文章首发于苏联报刊，经过苏联的编织、阐释、过滤才成为“国际文学”常识。中国左翼文化人在绍介、纪念罗曼·罗兰时，始终围绕他是“走向莫斯科、走向人民的战士”展开，以此为中心择取、改译、转写罗兰本人的文字，演出、评论“大革命戏剧”。罗曼·罗兰惯于通过言说法国大革命、用历史讽喻剧处理苏俄革命问题，中国剧人和译者则试图建立起切合自身现实情境的历史隐喻，后者的革命视景也决定了可以译介的和不可译介的剧目，译介文本中可以感知和无感的、可以言说征引与不可言说征引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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