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荻生徂徕和王船山的"制作"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尚"器"与重"习"的倾向。徂徕的工夫论主张由"外"而"内"地"仿效",其途径是"制器"与"以习言性";船山则格外强调"天下惟器"和"习与性成"。他们重"器"的目的不在于"器"本身,而在于通过外在之"器"来习养内在之"德",久与之化,不假勉强而其德自备。这可以视为对程朱、阳明等传统道学由内向外的思维方式进行的颠覆式变革,不仅大大加强了儒学修养工夫的可操作性,亦避免了心与物之间易于断裂之弊,而这本身也是"习与性成"的题中之意。就此而言,如果传统道学的主流是前近代式的先天预成式人性论,那么其式微则预示着后天习成式人性论的登场,同时也体现出儒学内部自身孕育出来的新的发展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