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角度, 探究问题性手机使用与人际关系困扰、抑郁、睡眠质量间的关系。方法 2021年12月至2022年1月, 采用手机成瘾指数量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对851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 采用Mplus 8.8构建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结果问题性手机使用得分(47.23±14.50)分, 人际关系困扰得分(8.72±5.68)分, 抑郁得分(14.80±10.28)分, 睡眠质量得分(5.51±2.78)分。变量中心方面, 问题性手机使用对睡眠质量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22, 95%CI=0.11~0.34), 占总效应的40.74%;抑郁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和睡眠质量间存在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08, 95%CI=0.03~0.14), 占总效应的14.81%;人际关系困扰-抑郁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和睡眠质量间具有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为0.22, 95%CI=0.16~0.30), 占总效应的40.74%(0.22/0.54)。个体中心方面, 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分为轻度使用组(26.1%)、中度使用组(54.7%)和重度使用组(19.2%)3个潜在类别, 抑郁(中度使用组:效应值=0.05, 95%CI=0.02~0.12;重度使用组:效应值=0.07, 95%CI=0.02~0.10)和人际关系困扰-抑郁(中度使用组:效应值=0.13, 95%CI=0.09~0.18;重度使用组:效应值=0.21, 95%CI=0.15~0.28)在问题性手机使用剖面与睡眠质量间的相对中介效应显著。结论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存在异质性, 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结果均表明抑郁和人际关系困扰-抑郁中介了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