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我之所以在2019年举办一次题为"后现代状况40年之后"[Postmoderns and After?—40 years after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的研讨会(这也是本期专题的由来),以及在2014年举办"非物质展30年之后"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内容结集出版为《非物质展30年之后:艺术、科学和理论》1),原因不在于我想借这些周年纪念的机会来举办学术活动,就好像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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