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往对汪曾祺《异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1980年发表的重写后的文本在内容上对1940年初作版本的继承与变化,然而实际上这一重写首先是由结构上的自我扬弃所铺就的。作为他在1980年代的复出之作,《异秉》从层级叙事结构向“涣散”的“叙事流”写作的流变是其重新审视了文学如何介入世界与人生这一根本性命题后的结果。其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语言与文体意识。语言作为自为的目的,形成叙事意识对意义表达的反刍。汪曾祺在1980年代的“惊艳”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他对小说理念的革新。他的“与众不同”不仅是叙事对象的抒情复归,亦是文体意识的内在突破。《异秉》重写之文体风格的变化反映了他由回忆感受所进行的文本重塑,由此见得他从写作实验到生命写作的历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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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