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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宝贝儿》及托尔斯泰赋意在中国的接受,由作为新文化运动激进思潮之组成部分的妇女解放主题开启,在作为鼓动全民抗战之组成部分的妇女解放问题探讨中延续,并在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经济建设而鼓励女性成为社会化主体的背景下,借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念得以拓展。虽然在激进文化思潮消退,战时动员稍息的1940年晚期的国统区曾有过回归文学的接受视野,但托尔斯泰赋意却是一路遭遇批判,待到托尔斯泰赋意获得认同的时候,作为劳动力参与提升GDP速度的妇女解放红利已然远去。不过,这时候仍有女性主义将批判锋芒甚至指向《宝贝儿》及其作者的男性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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