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侯外庐在1940年代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墨学,却分别以"天志""尚贤"作为其核心思想进行诠释。郭沫若认为,墨子代表"王公大人"的立场,是反动、反人类和不科学的;侯外庐则认为,墨子代表觉醒的"国民人类"利益,侧重从知识论、人类观、民主观、天道观发掘其合理成分。两人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社会史视角进行研究,结果却得出迥异结论,可谓"同途殊归"。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解和运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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