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探讨应对方式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病耻感与领悟社会支持间的中介作用,为临床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减轻其病耻感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对2019年4-11月在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155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属(均选取1位与患者有血缘关系的家属),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病耻感系列量表中的贬低-歧视感知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调查,并使用AMOS 22.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结果患者家属病耻感均分为(2.59±0.50)分;积极应对均分为(1.86±0.52)分,消极应对均分为(1.24±0.45)分;领悟社会支持总分为(59.77±13.39)分,其中家庭支持(20.50±4.82)分、朋友支持(19.32±4.73)分、其它支持(19.94±4.87)分。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病耻感与积极应对、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它支持呈负相关(r=-0.650~-0.356,P<0.01),与消极应对呈正相关(r=0.232、0.183、0.159、0.215,P<0.01),积极应对与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它支持呈正相关(r=0.363~0.314,P<0.01),家庭支持与朋友支持和其它支持成正相关(r=0.741、0.784,P<0.01)。结构方程模型显示:领悟社会支持→消极应对→病耻感"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25,P=0.268),予以剔除。"领悟社会支持→积极应对→病耻感"间接效应显著,领悟社会支持可直接负向预测病耻感,路径系数为-0.25,领悟社会支持也可通过积极应对间接影响病耻感,效应值为-0.331,中介效应比例占总效应的56.64%。结论积极应对在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病耻感与领悟社会支持间起中介作用,关注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的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有助于降低其病耻感水平。

  • 单位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