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乡村基层的疫情治理、信息传播和社会动员中，“大喇叭”成为重要媒介工具。本文分析“大喇叭”的多终端、多层级、地方性、差异化和多样态的特点并认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大喇叭”的使用体现了中国乡村中声音文本与基层治理的逻辑，包括传播信息、重构乡村公共空间以及媒介介入村民日常生活、在社会动员中价值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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