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聚焦文化差异和个体差异,探讨广告代言人不同类型负面新闻对消费者产品态度的影响机制。通过两个实验发现,文化框架(集体主义vs.个人主义)和自我建构类型(相依我vs.独立我)在名人不同类型负面新闻对消费者产品态度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能力型负面新闻,偏向集体主义的中国消费者和偏向相依我的消费者面对名人道德型负面新闻时表现出更加消极的产品态度。此外,本研究还发现,相较于面对道德型负面新闻时的差异化产品态度,不同组别消费者在面对能力型负面新闻时的产品态度趋于一致。这说明中国消费者日益表现出一种文化折衷主义,多元价值观并存使得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共生。本研究为代言人负面新闻研究开辟新的视角,有助于为跨国企业更好地处理代言人负面新闻提供实践指导,同时,中国消费者文化折衷主义的发现为企业市场决策和危机公关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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