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华传教的实践,使马礼逊经历了从认同“天主教”即Christianity到压缩其范畴用以专指the Roman Catholic religion的转变。面对由此产生的建构新教自我身份的要求,米怜、麦都思、郭实猎使用“耶稣教”等概念加以标识,却未得到全体新教人士的赞同,导致概念之间的纠缠与混乱。鸦片战争后,加略利在明确排除Protestantism的前提下,为被压缩的“天主教”争取弛禁。新教传教士则利用此前的混乱局面及清政府对基督宗教的一知半解,通过灵活伸缩“天主教”,不仅扩大了清政府的弛禁范围,还借机塑造中国人的基督宗教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