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田永案”基于法律授权条款确立了我国高校“授权组织”地位，但从判例发展来看这种“授权”理论会引发行政权扩张的风险，并延伸至实践，引发高校行为定性争议。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24条第1款、第3款的分类规定及被授权组织主体要素之差异性表明，高校所授之“权”是与传统“高权”相对的“特殊权利”,这是授权的“权利要素”;高校行政诉讼被告规则同时具有“程序要素”层面意涵。授权在“权利要素”和“程序要素”方面的双层法治结构，为高校授权理论提供了一种符合大学自主性发展规律的法释义框架。该解释方案可通过指导案例发挥其应用价值，并作为推进事业单位和行业协会分类改革的支撑学说，助力整个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放管服”改革的有序推进。
-
单位教育学院; 重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