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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与他自身经历密切相关。被贬黄州、惠州与儋州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与形成的关键节点。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生活困顿与精神创伤使他的思想变得多元，并兼容三教。苏轼沉沦下僚的坎坷仕途让他有机会接触少数民族百姓，作于黄州、惠州的诗文可反映其不断融入当地生活、以他乡作故乡的豁达情怀。被贬海南是苏轼民族共同意识产生的天然契机，他与黎族百姓比邻而居，相识相知，互相扶持，最终形成了汉黎一家、华夷同合的民族共同意识。在贬谪生涯中，苏轼与黎族人民平等交流，互相认可、彼此接纳、互相融合，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苏轼的民族共同意识。此外，苏轼在被贬三州内所作的和陶诗及编写的经典传著为其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注入了精神内核。这些创作表明了苏轼在精神上逐步隐逸田园，谦恭克己，爱民护民，自觉地与他们结为命运共同体。透过诗文我们已然可以看到苏轼真诚待民的高尚人格，而这种朴素的民本主义情结恰恰也是对民族共同意识最形象、最直观的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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