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同时盛行的“文选学”和“汉书学”乃流与源之关系，此点可在《文选》李善注中得到印证。在注释路径上，李善继承《汉书》音义和辨惑的方法，并创造性地将征引的训诂体式大量运用于《文选注》中；在引书义例上，李善以“别称善曰”来区判旧注和自注，但又并未严循注例，而在用《汉书》颜师古注时“竟漏本名”。在对颜注的具名征引和违例袭用中，李善进行了从释事忘义到事义兼释的自我完善。从步趋“汉书学”和引用具有王朝史学特性的《汉书》中，可以见出李善服务主流意识形态的自觉以及政治对学术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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